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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夏天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经历，真正触发了他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兴趣。在那里，他结识了一名同龄的马来西亚华人。“我拿着高中学习资料与他交流，发现他们的华文教育模式有所不同，学的科目也不一样。”他回忆道。正是这番交流，让他思考差异的原因，由此产生了对华人文化的浓厚兴趣。

“有的游客通过视频直观感受南洋故事，有的读者通过深度文章与我们交流，让我们凝聚了一群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朋友。”程龙说。

“传播学教会我从受众视角理解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沟通逻辑。”他说，“尤其是‘讲好中国故事’的内涵，在海外得到延伸——不仅包含本土叙事，更涵盖海外华人叙事。”对传播学的理解，为他日后的探索奠定了理论基石。

一名广东游客了解华人庙宇捐款对华文中学的贡献后，立即捐出20林吉特，后续参观华校时坦言“后悔没多捐”。程龙解释：“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十分完整，这里能用中文顺畅交流，正是因为教育传承不息，文化根基未断。”

相较于博物馆，走进城市能带来更多的体验。渐渐地，程龙将导览服务从博物馆延伸至城市街巷。在他看来，关帝庙、观音庙等场所不仅是建筑，更是文化载体。“关帝的忠义、观音的慈悲背后，是中华文化的具象呈现。当游客看到熟悉的符号，自然会感受到华人共同的文化基因。”程龙说。

每到春节期间，程龙着重向游客介绍街头高悬的灯笼。“这不仅是节庆装饰，更是全球华人共贺新春的标志。”程龙说，“游客看到这些灯笼，能领会春晚那句‘祝全球华人新春快乐’的深意。”

在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，程龙注意到导览牌上只有英文与马来文，中文标识仅见于出口和洗手间的打印纸上，且每两周才安排一次中文讲解。这让他萌生了开拓中文导览服务的念头——在华人群体占比颇高的马来西亚，中文导览不应缺位。

今年3月，寻亲平台传来好消息：一名马来西亚华人留言，称通过平台发布的寻亲信息，经广东当地民众与社区协助，找到了中国亲人，并计划回国探亲。

程龙已组建起5人团队，成员均为中国留学生。工作室充分利用新媒体：在小红书发布讲解视频、在公众号分享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文章。

2024年，旅游导览工作室“行在大马”成立，专门提供中文导览服务。“文物背后是深厚的文化底蕴。”程龙说。他常携带平板电脑，以图片、视频辅助讲解，让历史可触可感。

此后，程龙观看了央视纪录片《下南洋》。片中关于华人劳工漂洋过海、努力做工生存的影像，让他深切感受到南洋华人历史的厚重与沧桑。“那不是课本上的抽象概念，而是无数个体用血泪书写的生存故事。”他感慨道，这使他对海外华人群体产生了更深的理解与情感联结。

从四川传媒学院毕业后，程龙在成都生命奥秘博物馆担任讲解员，开始与博物馆结缘。“工作中，我把导览牌上的文字转化为生动故事，思考如何吸引游客的注意力。”他说。

“了解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后，我深感他们的不易——虽迁籍移居多年，但对祖(籍)国的情感始终深埋心底。”程龙坦言，这让他想起《等着我》《宝贝回家》等寻人节目，“那些节目帮众多家庭团圆，或许我也能借助平台发布寻亲信息，为中马华人牵线搭桥。”

6080理论的适用人群程龙，旅游导览工作室“行在大马”创始人，在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及建筑景点提供中文导览服务，帮助华人游客在历史文物中触摸南洋记忆。针对频繁出现的寻亲需求，他在社交媒体搭建公益平台，成为不少华人眼中激活远亲记忆的文化牵线人。

程龙出生于四川成都，对移民文化的敏感，源自家族记忆。作为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后代，他从小听祖辈讲述迁徙故事，那些关于离乡与拓荒的片段，在他心中埋下对文化变迁的好奇种子。

去年7月接待的一名残障游客让程龙印象深刻。这名游客因需无障碍设施及对华人历史兴趣浓厚，原定2小时的游览持续了4个多小时。程龙与其深入交流了马来华文教育、郑和下西洋等内容。结束后，这名游客希望录制讲解音频以便重听，并计划重访博物馆。“导览不仅是讲故事，更是文化对话。”程龙说，游客的认同让他深感工作价值。

谈及未来，程龙表示希望成为中马文化交流的桥梁：“我想把‘讲好中国故事’融入对华人历史文化的导览服务中。若将来回国，我也会通过线上平台延续这份事业。”

本科广播电视编导的专业训练与工作实践形成互补，但程龙逐渐意识到学术积累的重要性：“我在博物馆工作越久，越发现理论支撑的必要性。”2023年，他前往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深造，攻读传播学硕士。

讲解中，程龙将马来西亚历史与中国元素结合。谈及唐代高僧义净，他补充其参与修建西安大小雁塔的故事，让游客由熟悉的地标亲近历史；面对游客对华文报纸《星洲日报》的陌生，他引入中国作家郁达夫任该报副刊主编的经历，解读南洋报业发展历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