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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录取前的体检，蔡春林躺在做心电图的床上，听见外面有人说话的声音。他听不清在聊什么，只是心里想：这些人为什么在细语交谈？很快，体检结果出来了，报告显示蔡春林患有一种先天性心脏病，按照当时的规定，他不能被录取。

刚到学校时，蔡春林只有17岁，不比学生们大多少，上课的第一要务是“镇住”人。他会先观察班上哪个孩子最调皮捣蛋，等到写板书时猛地转过身，把偷偷讲话的人逮个正着，给他一个“下马威”。这样，才能维持住课堂的秩序。

在学校里，他一直是文科的头名，小升初、中考，都是免试录取的优等生。课堂上，蔡春林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拿去念给全班人听，下了课，他也不爱打扑克，除了农忙时会下地、偶尔去海里捕鱼，一心想的就是要读书。

日韩AV第一页而在四十年前，22岁的蔡春林，此时正在准备他的第七次高考。大学校园距离他曾经只有一步之遥，但真正跨越这一步，蔡春林用了十年。

当时，蔡春林有位表哥已经在读中学，每次他去表哥家里，都要拿喜欢的书来看；另一位堂兄，是小学老师。所以从儿时起，蔡春林就想“做一个读书人”，将来毕业了，可以当一名教师。

教学相长，1979年7月的高考，蔡春林成绩优异，足以进入理想的大学。但由于在家乡和工作地分别报考了不同志愿，违反了当时的规定，他最终被取消了录取资格。

在1979年，做代课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是29块钱。虽然生活算不上优渥，但至少不用为生计发愁。蔡春林边工作边读书，上过当地重点中学瑞安中学的高考复习班，回母校带过应届生的英语课，慕名前往听说“有个非常厉害的英语老师”的温州第二中学、跟刚考上大专的同学挤在一张不到一米宽的床上睡了几个月……纵然有过两次失败，他的冲劲依然没有半点消减。

此后，蔡春林前往上海接受手术，恢复后又参加了82、83、84年的高考，但在诸多因素影响下，他没能再创佳绩。凭借自学，蔡春林陆续拿到过杭州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自考和函授文凭，但在他心里，一直都有一个愿望：去真正的大学里、真正地读书。

“我非常清晰地记得，在我七岁的时候，乡村小学的两位老师挨家挨户地走访，过来我家，动员父母让我们上学。”致公党广东省委会经济委副主任蔡春林说。

1978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，全国共有670万考生，招收40万人，录取率不到7%。在蔡春林就读的高中，一百多名考生里，只有一个人通过了这场考试。他这位文科第一名也没能上岸。

如今，蔡春林已在高校里做了二十余年的教师，接下、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本科生、研究生和博士生。作为“一带一路”和“金砖国家”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，接下来，他的规划是与恩师、挚友一起创办新质生产力与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。蔡春林说：“60岁以后，可能才是人生最辉煌的时候。”(完)(《中国新闻报》作者 王曦泽 报道)

后来，蔡春林下海经商，在2003年又弃商从教，回到他一生理想所寄之处——大学课堂。两年后，已经年过四十的他考上了对外经贸大学的博士，重返北京报到时，负责注册的高年级同学把他当成了学生家长，告诉他“家长不能进”，蔡春林说：“我不是家长，我是来报到的。”

这一年暑假，经瑞安中学复习班同学李旭光介绍，蔡春林了解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要开办研究生师资班，他可以报读。就这样，他启程前往北京。离开家乡时，蔡春林已经做过陶山区中学、莘塍区中学等八所学校的代课老师，27岁，工龄就有十年。

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后，蔡春林用两年时间上完了整个本科和硕士的全部课程。他说：“1988年，我的复习班同学给我指的这条路，改变了我的人生。”

又读了半年，经长辈介绍，蔡春林前往当地的陶山区中学，做一名代课的英语老师。刚刚迎来改革开放，英语老师各地都缺，蔡春林一边自己备考，一边教学生读英语，他说：“那时学英语主要靠电台，我是跟着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学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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