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此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王一鸣认为，过去出现过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没有造成通胀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被全球化所吸收，特别是金融全球化，吸收了巨大的货币供应量。但现在全球化在倒退，全球化碎片化，化解高通胀的因素被制约了。

对于走出低增长，多姆布雷特认为，目前没有“万灵药”能够让生产力持续增长，但资本、劳动力和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元素。首先需要投资，必须要更多地投资私营经济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。绿色转型也至关重要，从金融角度来看，它是一种替代性投资。此外，还应通过技术提高生产力，在技术领域，各国应该加强合作。

面对“三高”难题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说，“增长才是关键”。他认为，增长一方面要靠科技革命，以及多数国家需要进行的制度性改革，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仍要拥抱全球化、支持多边主义。“这个意义上讲，所有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靠增长，实现增长应该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