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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牵引。经济发展既要靠技术创新驱动，也离不开需求牵引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，有效市场需求也是一种“生产力”。规模经济特征越典型的领域，需求牵引的重要性就越凸显。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1.2万美元，由此形成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，正在对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形成强大牵引力。近年来，我国在电子产品制造、数字经济、清洁能源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，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此。从全球市场来看，拥有超80亿人口的全球经济是一个更大规模市场。这也提醒我们，要高度重视参与国际经济循环，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，参与全球市场分工协作。只有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赢得主动。

展望未来，“结构转型效应”将继续支撑我国经济向好发展，进而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后达到量变引起质变的效果，带动中国经济迈上更高水平的台阶。

第二，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突破。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。近年来，我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，研究与试验发展(R&D)经费投入多年保持高速增长。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来看，近年来，我国在5G通信、芯片、民用航天等领域不断取得重大突破。5G技术朝着定制化、轻量化方向演进，使得应用场景更加丰富，带动工业互联网推广扩面。芯片研发和制造成为热门赛道，华为麒麟9000S处理器性能大幅提升，增强了我国应对外部科技遏压的底气。国产大型客机C919加速商业化部署，国产大型邮轮制造技术趋于成熟，民间商业航天市场破土成长。这些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突破，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注入新动力。

从现实逻辑看，中国面临后有追赶、前有围堵的严峻外部竞争环境，必须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来实现突围。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(GNI)水平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71位。一方面，相比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，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明显减弱，只有使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工资上涨速度，才能减缓纺织、服装、家具、电子产品组装等中低端制造业的外迁趋势。另一方面，与排名靠前的高收入国家相比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距。近年来，美国持续加大科技封锁力度，企图遏制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，将我国产业结构“规锁”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。只有在产业、消费、投资、出口等多个方面加快转型升级，才能有效应对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。

从需求端看，消费市场扩容提质，高技术产业投资强劲，出口结构逐步改善。一是消费市场扩容提质。2024年一季度，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.7%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0.0%。其中，发展型、升级型消费增长较快，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、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速分别达14.2%、13.2%。消费形态继续朝着数字化、智能化、融合化方向演进。同时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1.6%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3.3%。二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强劲。三大类投资呈现“两高对冲一负”格局。2024年一季度，制造业投资最为亮眼，增速达9.9%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.5%，两者叠加有效对冲了房地产投资下滑造成的缺口。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之后，民间投资增速达7.7%。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.8%和12.7%。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、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、电子商务服务业、信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持续保持高速增长。三是出口结构逐步改善。2024年一季度，我国在出口规模再度扩大的同时，出口产品结构升级，出口目的地更加多元化。以汽车出口为例，在地域上呈现“多点开花”态势，不仅受到印度、泰国、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欢迎，还逐步在英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、澳大利亚等国市场打开局面。在车型品类上更加丰富，既有低价实惠、主打性价比的低端车型，也有在性能和品质上高举高打、设计前卫、定位高端的中高端车型。

99热国产精彩从供给端看，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，新动能新赛道加速成长。第一，高技术制造业带动工业生产整体加快。2024年一季度，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.5%。在高技术制造业的带动下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.1%。特别是新能源汽车、高端船舶、充电桩、3D打印设备、电子元件产品等重点行业生产表现突出，新质生产力加速积聚，对工业经济的带动效应凸显。第二，服务业活跃度进一步上升。一方面，春节和清明假期旅游市场旺盛，主要指标达到甚至超过2020年以前水平。假日经济是社会发展水平和成熟度提升的标志之一，近年来成为我国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增长点。另一方面，现代物流以及以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的新兴服务业高速增长，在创造经济增加值的同时，还能够降低其他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，提升经济整体运行效率。

第四，商业组织模式的快速迭代。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富活力的主体，商业组织模式的更新换代是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。已有大量文献研究表明，中国企业在捕捉用户需求、适应市场变化、应对外部冲击等方面具有更强的敏捷性、灵活性和韧性，中国商业组织模式的迭代速度明显快于美国、日本以及欧洲国家。这既得益于产业基础雄厚和配套体系完备等优势，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企业家的勤劳、智慧、敢为人先精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具体体现。当前，商业组织模式快速迭代的优势，已在互联网平台、物流配送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得到验证，未来这一优势仍将是驱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活力所在。

第一，产业配套体系的基础支撑。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，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、有效的基础支撑，不仅有利于细化专业分工，提高生产效率，降低生产成本，还有利于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，加快科创成果从“实验室”走向“应用场”。这一点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尤为突出。正是由于我国在传统燃油车领域形成了包括车身、底盘、发动机及各类零部件在内的产业配套体系，加之后来兴起的电池、电控、电驱系统以及电子产品和软件供应体系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短短几年之内快速发展壮大，实现了汽车产业的“换道超车”。目前，我国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，而且在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带动下，2023年我国汽车出口总量已超越日本，位居世界第一。

经济发展过程，本质上是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过程。从历史逻辑看，一国的经济发展往往是非线性的，经济迈上新台阶必须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来实现。18世纪中后期，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，推动了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，进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。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，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，较早地实现了电气化转型和现代企业组织模式创新，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，成为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。20世纪中后期的信息技术革命再度强化了美国的优势地位。新中国成立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。巴西、阿根廷等拉美国家，许多工业化进程缓慢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，则由于经济结构转型失败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