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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前不久某地一副镇长半夜上门要求他人妻子陪唱歌、某地官员在另一地殴打酒店老板并扬言和当地副市长一个级别，这些都是个人“欲”的具体体现，是虚荣与狂妄被公之于众的典型案例，更为纪法所不容。

舆情就是当地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的外化，今年不发生，明年可能也会发生。比如数年前发生在北方某地的烧烤店暴力殴打案，就是当地社会生态黑恶化的外在体现，深入调查之后更是挖出了这些暴徒背后的“保护伞”。

解决一地深层次问题，核心在于发展。一地发展了，带来充足的就业岗位，干群收入会水涨船高，对党委政府满意度也随之提高，就会缺乏引发舆情的动力机制，更愿意自觉维护当地的外在形象。

群众没有通过官方或主流媒体构建的沟通平台反映问题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不知道或者不熟悉这些平台；二是不相信这些平台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。

基层“舆情焦虑”，是基层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领域生态存在问题的一种症候，不从根本上予以化解，“末梢治理”这篇大文章就很难写好。

宣传网信管理部门也反映，某些基层单位平时不重视“疏”的工作，疏导群众情绪，解决群众问题，一有舆情就当甩手掌柜，让宣传网信部门冲在前面“堵”，自己反倒像没事人一样。

要约束基层党员、干部的“欲”这一面，需要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和法治教育，培育其“家国情怀”，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，树立职业的崇高感，也就是“情”。

“新官不理旧政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好的政策，新官来了之后，就急着“翻烧饼”；旧的错误，新官来了又不愿意“翻烧饼”，以纠正原来的错误。

一地基层的政治生态其实就是舆情孕育的土壤。如果当地政治生态比较健康，舆情就会消退；反之，当地官员晋升、福利的标准等处于一个“黑箱”状态，舆情就会此起彼伏。官员“得”与“失”是否奖惩分明，则预示着当地舆情的“消”与“长”。

人有七情六欲，但是党纪政纪法律的约束都是刚性的。在人的欲望与纪法之间，会产生巨大的“张力”，这个“张力”越大，演变为舆情的概率就越高。

综上所述，要缓解基层的“舆情焦虑”，就要正确处理好“前”与“后”、“疏”与“堵”、“表”与“里”、“得”与“失”、“情”与“欲”五组关系。

新官会认为，隐患是前任埋下的，政绩自己没份，“烫手山芋”倒是传到了手上，甩都甩不掉。有的新官甚至会认为，还不如把这个隐患以舆情的形式尽早爆掉，前任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。不管最后责任在前后任当中如何区分，地方形象则彻底输掉了。

一地基层是否会发生舆情，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。偶然性可能是一个意外曝光的图片、一段人神共愤的视频，必然性则是当地存在的深层次矛盾。

近年来，一些基层舆情案例显示，不少舆情最初的信息实际上是当地公职人员的爆料。这种爆料有以匿名方式透露给媒体的，也有公开的实名举报。而这些实名举报者常常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。

基层“舆情焦虑”，本质上是基层对于舆情发生后自身需要承担后果的焦虑。这些可能的后果包括各类党纪、政纪处分乃至刑事处罚等，职务的去留、收入的减少、名誉的损害都是可能的选项。

国产无人区码卡二卡三卡免费近年来，“舆情焦虑”成为舆论场上的热门词汇。这一热词经常和“基层”合并使用，反映的是我国基层政治中的一种真实情绪，值得高度关注。

反之，如果群众通过这些平台无法解决自己的合理诉求，很可能就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以“曝光”形式来反映问题，甚至“多年反映多年未获解决的过程”也会成为舆情本身。这时候有关方面如果还企图通过“堵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，可能适得其反。

一味加重基层防范舆情的负担，或者在舆情发生后从严从重惩处基层相关责任人，都无法缓解基层“舆情焦虑”，反而会进一步加重基层的焦虑感。

对于前者，各地要多措并举增加这类平台的“可见度”，让民众知道并熟练使用这些平台来反映问题；对于后者，就要通过解决问题让群众满意度来提升其信任感。